日前，“见证祖宗海 南海更路簿”图片展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展，以期让更多人了解海南渔民世代耕耘南海的辛劳与智慧。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一本泛黄的《更路簿》藏本。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海南省博物馆收藏展出的《更路簿》。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核心提示

　　连天碧海向远方无限延伸，雪白海鸟在空中自由翱翔……南海的美，迷醉人心。

　　1948年11月，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的苏承芬尚是一个13岁的少年，这是他第一次随父亲出海，第一次那么深切地感受到，为什么父辈对这片深蓝如此痴迷，将她唤作“祖宗海”，当成“责任田”。

　　担任船长的父亲在海上作业之余，一直在记录完善一本薄薄的《更路簿》。时光流转，已过耄耋之年的苏承芬仍然保存着从父亲手里接过来的《更路簿》，在他的精心收藏下，一条条航线、一个个岛礁，航行时的季节、风向、水流、云色等等记录仍然清晰可见。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原本只是为做一个念想的《更路簿》，竟在航海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重回人们的视野，甚至突显出比最初作为航海工具书更为重要的价值——佐证了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也强调了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多少海上传奇事” | 《更路簿》是海南渔民的“命根子”

　　南海风云难测，不是一句警告那么简单。这条黄金海道，古来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之称，是海上航行特别危险的地带。在潭门渔民当中流传着一句古语——“自古行船半条命”，他们甚至把每年农历十月到第二年农历二月出海的120天称作“120个灾难”。

　　渔民卢裕永讲起沉重的往事：他的祖父卢家万于1948年遇难，尸沉南沙附近海域；大伯卢传民于1952年遇难，尸骨埋在西沙晋卿岛；哥哥卢裕洪于1996年遭遇台风，全船18名船员无一能从南沙回到亲人的身边……

　　80多岁的老船长许书琳还清晰地记得，12岁那年出海，突然袭击的台风把渔船一把掀翻。当时73岁的爷爷年迈体弱，不堪海水的浸泡，永远地沉向了深海，而许书琳则是抱着一只竹筐顺风漂流多日，才被人救了起来。

　　天灾难以避免，人祸亦重重。时隔半个多世纪，86岁的渔民黄家礼仍然心有余悸。1950年立冬后，他与同村人驾船出海，刚刚抵达西沙北礁附近海面，就遇到了大约10只坐满海盗的“小划子”将渔船团团围住索要粮食。情急之下，黄家礼等人在铁桶里点燃了一挂本想在春节期间燃放的鞭炮，把误以为船上有枪的海盗吓跑。

　　船长已逝，但他们用生命书写的《更路簿》却一代又一代留了下来。查看现存于世的《更路簿》，它们对航行的方向、时间、距离、线路，途中所见岛屿、暗礁，相关海域的海流速度，某片海域在各个月份的天气变化等重要规律，都作出了仔细的记录，并且误差极小。

　　“有了《更路簿》，出海赛神仙”“学会《更路簿》，能当海师傅”“家有《更路簿》，能当好船长”……在海南岛东海岸，特别是文昌市东郊镇、铺前镇、清澜港，琼海市潭门镇一带所流传的这些南海航行的谚语，无不凸显出《更路簿》在老渔民心中的神圣地位。

　　“不可辩驳的主权” | 《更路簿》确证南海是中国“祖宗海”

　　在没有任何现代设备的当时，能够形成如此系统的航海指南，我们有理由相信，为何学界将《更路簿》称作“南海天书”。可以说，正是有了这部“南海天书”的指引，世世代代海南渔民方可以来去自如地耕耘这片蓝色国土。

　　仅以潭门老船长彭正楷拥有的《更路簿》为例，其中记载了17条西沙捕鱼线路、200多条南沙捕鱼线路、29条从南沙返回海南岛的航线、7个海上交通枢纽和渔业生产中心。其他《更路簿》也充分反映，海南渔民的足迹遍布海南岛沿岸、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等海域，几乎覆盖了整个南海。

　　而且，从这些线路来看，西沙、 南沙海域早在明代就已经成为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渔场保留的作业生活痕迹足以作为海南渔民世代经营和开发南海的确凿证据。

　　因此，学界普遍认为，《更路簿》不仅在当时具有无可替代的指航作用，也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李国强就与记者谈到，中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和管辖权的确立，植根于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奠基于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在南海的辛勤耕耘和和平利用。大量史籍和舆图，向世人提供了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的排他性历史证据，无可辩驳地证明，只有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行使了完整的主权。

　　他还认为，“南海诸岛上传统渔场的存在说明，海南渔民行船上岛不是蜻蜓点水式来了就走，而是长期地、持续地在这里生产作业，并且为这些岛礁命名，慢慢建设起了赖以生存的家园。”

　　现存于世的《更路簿》记录了南海海域的100处地名，其中大多以海南方言命名。

　　“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些海南渔民命名的岛礁附近，近年来出土了大量陆上、水下遗存，在永兴岛、石岛、赵述岛、南岛以及北岛等地，还发现了14座明清两代建筑的小庙，在南沙群岛也发现有‘兄弟公庙’多所，以及天王庙等遗迹。”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认为，这些证据也说明了，我国人民早已在南海诸岛长期居住。

　　一本薄薄的《更路簿》汇聚了千年波涛，它身上的每一条“航海密码”都指向着：我国之于南海诸岛的主权不容辩驳。

　　“让活化石醒过来” | 各界联动保护研究传承《更路簿》

　　沉寂多年，《更路簿》终于浮出历史深海走到人们面前。

　　一枚石子激起千层浪——2008年6月，《南海航道更路经》（类别：民俗，编号X-120）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指定琼海市文化馆、文昌市文化馆为该项目保护单位，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项目业务指导单位。

　　申遗成功的消息，让长年关注《更路簿》的人们犹如注入一针强心剂，那么申遗成功之后，这些项目保护单位、项目业务指导单位又为“让活化石醒过来”做了哪些工作呢？

　　记者了解到，琼海市文化馆作为“南海航道更路经”项目的保护单位，组织撰写的“南海航道更路经”系列书籍——《南海航道更路经和〈更路簿〉》（上中下）三册已经完成，并通过有关专家评审，目前正在推进出版事宜。

　　通过多方收集整理，该文化馆目前收集的实物有潭门渔民出海所需要的更路簿加航海图一套，古船2艘，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节日民俗用品等实物61件，并在潭门镇建立了《更路簿》（潭门）展厅，展览收集到的实物和资料。

　　该文化馆还于2015年11月举办了一期主题为“重走海上丝绸之路 传承南海传统文化”的赴三沙市“南海航道更路经”实地传习活动。

　　而文昌市文化馆一直在开展普查、挖掘、整理工作，建立完善非遗档案，在多次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收集到南海航海地图12幅、《更路簿》手抄本2本、航海信号灯1盏、航海酒壶1个、航海木炭火炉1件、更罗盘2件等等。

　　为了让《更路簿》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该文化馆于2014年至2015年间，共举办“南海航道更路经”图片巡展17场，遍及全市各乡镇；每年的文化遗产日还编印《南海航道更路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宣传画册进行宣传。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非遗部主任陈佩透露，根据省文体厅关于拍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料片工作布署要求，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作为牵头单位，已在2013年、2014年分别与琼海市文化馆、文昌市文化馆及相关拍摄单位签订协议，拍摄制作时长为30分钟的高清《南海航道更路经》数字资料片，计划今年8月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李国强、周伟民等专家学者都有提出，加强《更路簿》研究已成为海南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研究课题。可以从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地理学、地质学、水文学、气象学等学科入手，推动《更路簿》的研究和传承形成一门新的学科——“更路簿学”。

　　曾经深潜于历史深海的《更路簿》，不再仅仅是老船长枕边的“护身符”，也不再仅仅是海南渔民手中的“传家宝”。它们以古朴而崭新的面貌走到世人面前，用任何国际强权、舆论欺骗、政治谎言都不能磨灭的事实说明：南海诸岛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领土！

　　（本报海口7月14日讯）

　　新闻链接

　　7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其中第一章“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第一节“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是历史上确立的”，就对海南渔民世代相传的《更路簿》，以独立段落进行阐释。

　　白皮书指出：明清时期形成的《更路簿》是中国渔民往来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和南海诸岛之间的航海指南，以多种版本的手抄本流传并沿用至今；记录了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的生活和生产开发活动，记载了中国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其中对南沙群岛岛、礁、滩、沙的命名至少有70余处，有的用罗盘方位命名，如丑未（渚碧礁）、东头乙辛（蓬勃暗沙）；有的用特产命名，如赤瓜线（赤瓜礁）、墨瓜线（南屏礁）；有的用岛礁形状命名，如鸟串（仙娥礁）、双担（信义礁）；有的用某种实物命名，如锅盖峙（安波沙洲）、秤钩峙（景宏岛）；有的以水道命名，如六门沙（六门礁）。

　　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更路簿》就是这一论断的历史证据之一。